一些青铜器
从钢厂与废品站“救”回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金石组发展而来，经过61年来孜孜不倦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其藏品从几乎一无所有到如今的百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就达十余万件。
青铜器研究部所负责的青铜、印章、雕塑、货币及古文字类文物，数量已占所有馆藏文物的一半。其中除了历年在全国各地文物市场征集收购之外，还有前辈凭着专业的眼光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废品回收站、钢铁冶炼厂等处拣选抢救回来的，其中青铜器800余件，钱币166件，铜造像28件。在这些从废铜烂铁中拣选入藏的文物中，不乏现属一、二级文物的珍品，如青铜鄂叔簋、凤纹簋、龙耳尊等。
有相当一批珍贵文物是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用诚意和专业态度从收藏家处征集而来，特别是有一些收藏家被工作人员敬业和专业精神感动，出于对上海博物馆文物保管、陈列研究水平的信任，他们主动将珍藏多年的文物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清朝大收藏家潘祖荫、吴大澂的后人潘达于、吴湖帆等就数次将家藏珍贵文物捐赠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如举世闻名的“大盂鼎”“大克鼎”和“小克鼎”等。著名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邱辉夫妇的藏品现已几乎都入藏于上海博物馆。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吴筹中先生收藏的整套纸币，施嘉幹先生收藏的近代机制币，杜维善、谭端言夫妇收藏的丝路古国钱币构成了如今上海博物馆货币陈列的主体。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明清流派印使得上海博物馆明清文人印的收藏独领风骚，无人可比。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博物馆在欧美各国和我国港澳地区等地的市场征集到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以晋侯苏钟为代表的晋侯青铜器，以秦公鼎、簋为代表的早期秦国青铜器都是近年流失境外非常重要的青铜器。战国楚竹书的征集，成为考古、文物、古文字和史学研究等学术界广为盛誉的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马承源先生了解到香港古玩市场有一批楚简，凭着敏锐的学术眼光，他果断地将它们征集入藏。这批竹简共1000余枚，5万余字，经整理它们分属百种以上的古书。如今对这批楚竹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一项专门学问——“上博简研究”。
传世陶瓷珍品 不少来自捐赠
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收藏是在从无到有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发展的，凝聚了上海博物馆几代专家和同仁的心血。
1951年，上海博物馆在筹备建立时，当时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胡惠春先生提出：“博物馆不能没有文物。”为此他带头向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捐赠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成为上海博物馆古陶瓷收藏最早的一批。上世纪50年代，一批鉴定人才进入上海博物馆，古陶瓷征集有了新的突破。到1966年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收藏已经颇具规模，上自新石器时代陶器，下至清代瓷器的代表性文物均有收藏。其中既有在文物市场或向收藏家征集的，也有一部分是收藏家无偿捐赠的。1980年代以后，馆藏瓷器愈益丰富，不少名贵器物陆续入藏。由于上海博物馆在国内外声誉日渐扩大，一些收藏家慨然以捐赠或出让方式把自己的珍藏转给上海博物馆，使上博的收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如1988年，胡惠春先生偕同夫人王华云女士将留存在上海的以明清官窑为主的76件瓷器全部捐赠上博，其中不乏珍品；2004年，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将她用550万美元从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得的清雍正粉彩福寿图橄榄瓶捐赠给上博，此为传世孤品，成为收藏界的佳话；2008年，荷兰友人倪汉克将祖传的97件17世纪景德镇外销青花瓷器捐赠给上博，补充了在贸易瓷器方面的收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博物馆陆续建立了一支文物鉴定团队，在文物征集方面，依靠这些专家的鉴定把关，大量古陶瓷文物得以进入上博。
从1972年“中国陶瓷陈列”开始，经历了1980年代初的局部改造和1989年的重新改建，到1995年12月上博新馆试开放时建成“中国古代陶瓷馆”，上博的陶瓷陈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陶瓷发展体系，各个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窑系的代表性文物均在陈列中有所表现，集文物艺术观赏、研究、鉴定和科学技术等为一体。而1996年新馆正式开馆时建成的“暂得楼陶瓷馆”是为香港著名收藏家胡惠春先生的捐赠文物而专门设立的，体现了收藏家与上博之间深厚的友情。 单国霖 周 亚 陆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