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任鸣兄：
你好，谢谢你邀请我看你导演的大戏《玩家》。说心里话，看《玩家》时，心情很有点儿复杂。这是北京人艺今年唯一一部原创大戏，也是首都剧场建立六十周年纪念演出的重要剧目。此时隆重推出，非同小可，观看之前，心里充满期待。但是，坦率地讲，看到戏的落幕，心里忽然有些失落，这部戏似乎难以担当此重任。紧锣密鼓出场的《玩家》，并没有玩出想象中的样子。
依然是老舍先生《茶馆》编年史的形式与结构，依然是对北京各色小人物的生活与性格的关注和描摹，却未能达到《茶馆》的效果。对比同样风格的《小井胡同》和《天下第一楼》，《玩家》似乎欠缺前者的语言的俏皮和对时代更为深入一些的把握，欠缺后者人物命运起伏跌宕的丰富性和可看性。我边看边在想，那么，精心打磨十年之久的《玩家》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是剧作者和你，更主要是作为导演的你，想要一部戏表现的东西过多，就好像一位玩家玩的玩意儿过多，便成了一个杂家，难以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玩家。
我看得出来，在这部戏里你倾注了心力，动用了你很多熟练的导演手法，希望在细微之处让戏好看，希望在意义上有对今天现实的针对性。如今，人们一说到人艺风格便会首先想起老舍和焦菊隐。这几乎成为一种巨大光环，也成为一种巨大的阴影，尽管大家都希望能够对人艺既成的风格有新的突破和创新，但是，惯性的力量是强大的。你身在人艺之中，这种影响几乎是无法摆脱的，想摆脱它革新它，谈何容易！
从对《玩家》剧本的选择，纯正地道的北京味儿，即你所强调的“北京文化，北京记忆，北京特色”。而且，又是近些年越来越热门的收藏题材，内涵文化与经济以及道德人心于一身。可以明显地看出，走的还是人艺风格的老路。由于想继承人艺传统风格，便自觉轻车熟路重蹈《茶馆》旧辙，从人物设计来看，一开始便是想弄出几个性情玩法与出身各异（必有一位出身真假王爷世家）的玩家，演绎不同人生，紧扣时代风云变幻。应该说，玩的都还不错，玩得挺热闹。只是，这样的人物设计和场次安排，实在是太像《茶馆》了。新时期以来，从《小井胡同》，到《天下第一楼》，到《窝头会馆》，走的都是这样的一条老路。如此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还能够翻出新意来吗？能够玩出花儿来吗？会不会很可能费力不讨好？我相信，这样的问题，你肯定都考虑到了，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以看出你的勇气，却在剧本阶段为自己埋下了种种地雷，未能及时排除。
我以为，首先是剧中的主要人物靳四爷和齐放，缺少在价值系统变化甚至坍塌的时代变迁中的性格与命运实质性兼戏剧性的变化。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的只是齐放从小院到古玩店到私人博物馆这样外在的形式，至于他是怎么如此迅速发达起来的原因，被忽略不计了。而靳四爷则从一开始到幕落的性格与命运的变化更少，他和他所收藏的祖传的元青花的前后变化的心路历程，本来应该很有戏的，现在却有些模糊不清。两位主要人物本身应该具有的戏剧性不够，两位主要人物之间戏剧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欠充分展开。齐放在古瓶卖出一百万元的喜出望外后，和靳四爷还多少有着未尽展开的戏，但具体给予靳四爷自己的戏份，实在是太少。
记得我们在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讲美国戏剧理论家劳逊时，指出劳逊讲戏剧的动作性时说：“动作无疑是牵扯到‘发展与成长’。”在话剧舞台上，除了台词，动作性是戏最基本和重要的表现手段。劳逊所讲的“发展与成长”，就是要让人物在一部戏表演过程中有戏剧性的变化。主要人物靳四爷关系着这部戏的成败，他经历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整个激荡的变革时代，其发展与成长的轨迹并不明显。他一出场到幕落之前最后挥杖砸瓶的强烈动作，本可以是该剧最重要的戏剧性，但是，这一动作表现的合理性，即为什么明知自己手里的两个瓶子是假的，还要珍藏至今（或是后来才发现瓶是假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最后如此强烈的戏剧动作，仅仅是因为林少雄送他一只假瓶的羞辱吗？无论是最后的发现，或是最后的醒悟，还是最后的愤怒，似乎都没有完全展开与合理的铺垫，或者说是铺垫和展开得不足。这样一来，靳四爷便缺少应有的足够戏份，能够让这个人物尽情表演。剧作更多的笔墨挥洒在别处，作为导演的你，有劲儿使不出来，只能将戏剧性表现在次要人物身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便将这最重要的东西一笔带过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也不知道冯远征出演这个人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看冯远征扮演的靳四爷，很有些为他难受，远不如他在你导演的《风雪夜归人》和《司马迁》里那样充满自信，挥洒自如。因为剧本给予他施展的空间实在太狭窄。他似乎总是端着架子，梗着脖子，讲述着重复的故事，然后正面面对观众，敷衍出一派大道理。这让他的表演很有些捉襟见肘般的尴尬，演不出他的优势。我觉得，这大概是这部戏失策的另一个主要方面，你似乎过于重视意义的阐发，而忽视了作为主要人物靳四爷在进入新时期特别是从政治时代转换到经济时代之后，在“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的外部环境的冲击之下，他对于自己的孩子，对于自己的妻子，对于自己的徒弟，都缺少随时代变化而引起的深入一些的戏剧性冲突；尤其是对这部戏最重要的象征物——那两个假瓶，由此连带着他自己的内心世界，缺少真正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与打人的细节的变化演绎。还是劳逊，又提到了劳逊——希望你不会觉得我是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他在论述戏剧性动作的统一性原则时说：“困难在于‘进展的’和‘富有意义’这两方面，进展是结构上的问题，意义是主题上的问题。”他强调说在没有找到戏剧性动作的统一化原则之前，这两个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你觉得呢？
无疑，这部戏最出彩的是最后灵光一现的林少雄，在他的形象塑造上，可以看出你不凡的导演功力。他像《哈姆雷特》里的鬼魂，影响并左右着靳四爷以及其他人物的命运。有点儿可惜的是，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前世今生与靳四爷或隐或现的纠葛或冲突，这一纠葛和冲突，或前因或今缘，或迷离或彰显，或心理或利益，则有可能是劳逊所讲的戏剧性动作统一化的路径之一。
《玩家》的公演，足见人艺对原创剧目的支持与重视，足见你对北京人物北京风味的情有独钟和躬行实践的努力。尽管你已经竭尽全力，我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忍不住提出这样的意见，供你参考。也请你和剧作者一达兄原谅。我相信，不管这些意见对与不对，都比仅仅说些过年话要好，或许，也是你和一达兄所需要的。
期待着你的新作！
二〇一六年九月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