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不破之城》首演当天下午，我去了趟扬州史公祠，寂然立于史可法衣冠冢前，恍惚似见红雨翩跹，原来是红梅点点。
2015年李政成找到我，说要新创作个史可法的剧目，以纪念扬州建城2500周年。若不是之前与扬剧研究所有过《衣冠风流》的合作，兴许我会闪躲，只因史可法太难写。“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清人张尔荩撰的这副名联，至今高悬史公祠内，以诗性与哀情熨帖着先贤。今人谈及史可法，多赞颂他的忠贞、爱国、宁死不屈。题旨如此强烈、清晰，使我很担心创作难出新意。所幸，对扬州、对扬剧、对院团以及对李政成的信心，鼓舞了我接受挑战的勇气。
记得是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与张弘老师谈及该剧，说我阅读了大量史料后，记忆最深的是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说的是左光斗受诬入狱，学生史可法潜入相见。左光斗不喜反怒，说：“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他摸起刑械，作势要打，史可法“噤不敢发声，趋而出”。这里，有忠臣志士的家国担当，有老师对学生深切的爱护与期望，也有“道”的传承——左光斗将他生命、人格的重量交付给他器重的年轻人。史可法呢，他接过这份重量，以同样无私无畏的坦荡姿态走下去，并在20年后，用他的死，回应了老师的嘱托。《左忠毅公逸事》是洞照我文本写作的光芒，将风尘斑驳处史可法的内心照得雪亮，在它的光照下，忠诚爱国不再是个简单概念，我感觉到了温度、搏动，感觉到了悲壮与悲壮之外的快慰。左光斗冤死了，那“道”仍在；史可法殉难了，那“道”还在。黄钟大吕，激荡高歌，这是连死亡也无法侵灭的价值，就像鲁迅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火车渐近上海，我也定下了剧名。上海不是素有“不夜之城”的美名么，那今番要写的扬州，便是一座“不破之城”。古往今来的“史可法”们，谁心中不怀抱着这样一座巍然屹立的“不破之城”？
剧中，崇祯身故，史可法驰援不及，是史实；清兵围城，诸镇、朝廷无兵来救，是史实；李遇春降清，是史实；南明宫廷选秀秦淮，是史实；李栖凤、高岐凤欲劫元帅降清未遂而去，是史实；多铎屡屡遣使劝降，是史实；史可法不肯决高邮之水，是史实；当然，清兵破城，史公殉难，更是史实。换言之，几乎每一块主戏，都有史可考，然而我想说的，却不是怎样以严谨的、考据的态度来创作新编历史剧。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很重要，可就创作而言，更重要的是戏，是在艺术虚构允许的范围内，为史料注入真实、灼热、饱满的情感，使之为戏、为情、为趣、为人物、为人格……服务。历史剧并不是借助戏剧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甚至，在不穿帮的前提下，我想它并不需要为所有的历史细节负责，它更应关注的是那个历史人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最大限度地完成对人的发掘、观照与雕塑。因此，序幕史可法驰援不及，写的是命运与志愿的对撞；诸镇、朝廷不救扬州，写的是绝境里的决意；李遇春劝降，写的是两种人格的交锋；南明选秀，写的是落差与荒诞感；高李二人的动摇与逃遁，是用面对死亡，人之常情的“胆怯”来反衬高贵的勇气；不肯决堤高邮，写的是仁爱、悲悯；而史可法之死，写的是对大道的坚持、坚守……以上种种，有个共同的指向：个体生命的维度——精神之广度、人格之高度。
敢于这样写，是因为有了之前《衣冠风流》的创作经验，我对剧种、院团、演员队伍及主要演员的表演风格，都较为熟悉。熟悉了《衣冠风流》里的郗超，我才能又为陈俊写了个《史可法——不破之城》里的李遇春；熟悉了前剧里的桓温，才能又为张卓南写了个多铎；熟悉了前剧里的王彪之，才能又为盛军写了个高岐凤……他们不但能胜任角色，更为之增光添彩。譬如陈俊，演郗超时他与李政成饰演的谢安、盛军饰演的王彪之有一出鼎足戏，作为主角的对立面，他演出了人物的锐气、机敏和狂傲，这令我相信亦期待，他绝不会将“降臣”李遇春处理成一个猥琐之徒。果然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李遇春的得意、笃定，他有他劝降的立场、理由与洒脱。再如张卓南之净行、盛军之丑行、孙爱民之旦行，都各得其妙。
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满台演员，行当齐全，舞台色彩丰富，唱念做打俱佳，所张扬的古典戏曲之美使人惊叹。第三折《宴敌》中，韩剑英导演给史可法、多铎两个角色设计了一系列身段造型，李政成有个单腿独立、上身后仰的动作，张卓南以弓步配合。排练场上，李政成对张卓南道：“扶住我！”有趣的是，他这个声音，我记忆深刻。演员之间的相互扶持，台前幕后的主创们与剧目、剧种的相互扶持，无不建立在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有扶持，才有建设、有成就、有光彩。
当然，还要再说说李政成的光彩。《衣冠风流》里他演活了谢安的从容风度，也是从那时起，我成了扬剧的粉丝，始知这个活跃于维扬的地方剧种乃是曲牌体：梳妆台、大陆板、湘江浪、补缸、武城调、大开口……委婉时缠绵低回，慷慨时悲歌狂放，叙事时朴拙流畅，抒情时细腻柔和，有着不离其宗的千变万化。“扬剧王子”李政成则将扬剧男腔艺术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到了《史可法——不破之城》，提笔时我再三提醒自己，不但要写个史可法，更要写个扬剧的史可法，写个李政成的史可法。怎么写？怎么好看怎么写，怎么帅怎么写呗！这话看似随意，实则恰是给演员以充分的、合适的表演空间。才兼文武的史可法，正适合李政成之文武兼备，所以才有序幕里的提枪扬鞭扎靠，才有《明心》里的剑舞，才有《守城》里的大开打与洋洋洒洒的核心唱段。他的表演那样沉稳、明爽、收放自如、挥洒利落，四功五法的细致精准远远超过期许。譬如《宴敌》，这是全剧我最钟爱的一折：多铎入城劝降，史可法引他登楼四望，看尽扬州古今胜景，点破高邮湖事，约定来日决战。为什么这么写？一则，创作该剧的契机是扬州城庆，我想应在剧中予扬州这座千古名城以一定篇幅的展示，叫看戏之人坐在剧场便像到了扬州，心向往之；二则，在本剧紧促的、压力巨大的战争环境中，我希望张弛有度，能在节奏感上产生点变化；三则，我想安排个更能展示史可法亦是李政成儒雅一面的特定场景，也给表演艺术与戏曲审美留下点空间。平心而论，写作时我没想到能有这样美好的舞台效果，而演出使我感受到简直陌生的震撼：扬州多么美，四面八方，目之所及，步步行来，都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脉动，唐宋风流，依稀若存；史可法多么美、多么潇洒、可亲可爱可敬！这个行走在生死线上、看破生死，对扬州、对文明文化、对万众生命满怀尊重、留恋与爱的儒将，便是我们心中的史可法。忽然间我极感激李政成拿到剧本初稿时打给我的电话：“帮我把《宴敌》里唱扬州美景的两段改为‘板桥道情’的曲牌格式吧。”
“两段‘道情’吗？”我问。
“对，两段、两种旋律的‘道情’。”他说。
这才有了：“映春晖，觑城南，拱画桥，似虹霓。玉人箫声传凄凄。桥头燕子衔新泥，桥上杨柳拂烟雨，桥下兰舟行徐徐。河桥畔红袖招聚，唤少年白马停蹄。”有了：“妙园林，数淮左，真风流，在城西，山光云影两相宜。鉴真讲经大明寺，泠泠松风颂阿弥，叮咚泉响伴黄鹂。吟花月文章太守，欧永叔堂与山齐。”唔，好听极了。
艺术好似镜子，照见内心，照见世界，内心投向世界，而世界，又温存地呼应着每个人的心。哪个戏，不是我们的人生？哪个戏中人，不是我们自己？不禁想起郑板桥《满江红·思家》里的头一句：“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