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纪念李可染诞辰110周年——墨天神境·李可染最后十年作品展”于11月30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共展出李可染先生1979年至1989年最后十年的162幅绘画及书法作品。
为什么将“最后十年作品”作为展览的主题？李可染先生作为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作品广为流传，被人熟知，虽然李可染先生生前举办的展览甚少，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展览，只有1986年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和西北二个角厅举办的“李可染中国画展”。但他过世后，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独立或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曾以不同的展陈方式和分类体系，在国内外举办过大型展近20次。今年是李可染先生诞辰110周年，以什么样的展览方式能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这位杰出艺术家的人格与艺术，且减少重复之感，这成为我们在筹备展览时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李可染先生是有理想和自觉担当的艺术家，他的人生始终按照复兴、发展民族文化需要的轨迹前行，即使遭遇战争、灾难、疾病，也从未偏离。他在1941年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上世纪50年代提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坚定的民族期许“东方既白”的整个过程，有如唐僧取经般，历经千难万险，抵达终极目标，收获到近乎完美的结局。
在他水墨探索的近7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有计划的“厚积”。李可染先生向前人学习、向传统学习，研究深厚而广博的民族文化，他摹古人画作、习名家名帖、学习民间高手，同时如饥似渴地从京剧、评弹、地方戏等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养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开始了“厚积”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向自然学习。写生不但是李可染先生实现其文化目标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恰逢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出现一股“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画不符合时代要求，表现力已经无法为新中国服务，应当被抛弃。所以那时中央美术学院取消了中国画系，一批老教授下岗，如李苦禅先生被调到传达室工作，李可染先生则被安排去教水彩……这是中国画的存亡之际，是历史的节点，该如何抉择？
李可染先生自13岁时拜师乡贤钱食芝，开始在中国水墨这条源远流长的古老长河中畅游探寻，1929年他考入杭州国立艺专，跟随林风眠校长、克罗多导师学习油画。学校里东西方文化碰撞又融合的宽松学术氛围，让李可染先生较为充分地学习了西方艺术和文化，从而建立了他开阔的文化视野。他喜欢许多西方艺术大师，如伦勃朗、高更、米开朗基罗、勃鲁盖尔、米勒、珂勒惠支等等，但他在毕业后没有选择西画，而是坚持中国画创作，一生没有改变——这就是李可染先生的态度和选择，他始终坚定地在民族文化发展前沿努力奋斗，在中国画转折的关键时刻，又一次勇敢而理性地站出来。所以从1954年到1959年，他密集的长时间深入到生活中去，每次都长达数月，其中1956年连续写生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行程数万公里。每次行前，为做好心理、技术和装备上的各项准备，他都会在京郊反复进行写生练习。李可染先生以对待一场决定生死存亡战役般的严谨态度，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他的艺术战略，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与生机。他与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一起走出画室，向祖国山河与生活寻找方向与灵感，他们担当起改变中国画命运的重任，历史记载了他们的艰辛与成就。写生实践，不但让中国画得以存在和发展，也完成了李可染先生早年的阶段性理想——成为“透网之鳞”，就此他实现了“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目标。
上世纪60年代，李可染先生一批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如《万山红遍》《杏花春雨江南》《鲁迅故乡绍兴城》《榕湖夕照》《山村飞瀑》等，此时李可染先生的创作已有了明确的时代感与个人面貌。
随后的特殊十年，使得李可染先生的创作不得不暂时中断。处在磨难之中，他并未迷失和忘却文化责任，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用练习枯燥的横平竖直来锤炼笔墨，后来他称这批练习为“酱当体”，即过去酱菜店和当铺粗拙有力的牌匾字体。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环境逐渐平静，恢复创作之初他决定再次走进自然，在夫人邹佩珠先生、儿子李小可和学生李行简等人陪同下去黄山、九华山等地写生，这也是李可染先生最后一次外出写生。
1979年，历史的机遇和李可染先生个人条件储备达到了高度契合，虽因历经磨难，身体多病，但强大的理想支撑和日渐宽松的环境让他焕发了难以想象的创造力。那时他常说：“我是时间的穷人。”在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间，他像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艺术创作如井喷般勃发而出，创作出许多经典名作，如《春雨江南图》《山静瀑声喧》《漓江山水天下无》《无尽江山入画图》《千岩竞秀》《井冈山》等，这些作品是中国画新时代的经典之作，也是李可染先生一生追求的艺术之“魂”。
回顾李可染先生的艺术历程，最后十年的艺术与状态，是他一生的总结，是他奋斗的结果，是他艺术的巅峰，也是中国画的里程碑。所以我们以“最后十年作品”为纪念李可染先生诞辰110周年展览的主题，这不仅仅是对李可染先生，也是对二十世纪所有为中国文化发展努力探索的艺术大家们的最好纪念。李可染先生一生有六个斋名、堂号，“有君堂”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用到上世纪70年代，历时最久；“师牛堂”最为著名，晩年大部分作品都落此堂号。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可染先生有意改堂号为“墨天阁”，此时的先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艺术理想逐步完成，于是说道：“如果再画得好一点就用‘墨天阁’为堂号。”“墨天”——代表着李可染先生心中艺术的最高境界和他崇高的个人理想，故为此展取名“墨天神境”。
展览结尾处，我们特地选了两幅作品：一幅是《松下观瀑图》，为李可染先生1943年所作，1979年在故纸堆中发现此画后，先生回顾三十多年的艺术探索之路，感触颇深：“余研习国画之初，曾作二语自励，一曰：用最大功力打进去；二曰：用最大勇气打出来。此图为我三十余岁时在蜀中所作，忽忽将四十年矣。当时潜心传统，虽用笔恣肆，但处处未落前人窠臼，所谓企图用最大功力打进去者。五四年起，吾遍历祖国名山大川，历尽艰苦，画风大变，与此作迥异。古人所谓入网之鳞透脱为难，吾拟用最大勇气打出来，三十年未知能作透网鳞否？一九七九年于废纸中捡得斯图，不胜今夕（昔）之感，因志数语。可染。” 另一幅是李可染先生晚年的代表作《山静瀑声喧》，作于1988年，“雨余树色润，山静瀑声喧。一九八八年岁次戊辰夏七月上旬，可染写于渤海之滨。”叶浅予先生看到这幅作品后说：“可染，如果你今生只有这一张画，我以为足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可以让观众看到李可染先生决心深入优秀传统文化之时，至为达到他让民族文化这颗璀璨明珠拂去蒙尘、重现光彩的理想的奋斗历程。